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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落客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揭密诸葛亮的五个未解之谜  

2014-02-17 08:28:26|  分类: 历史事件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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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姓氏

蜀汉后主曾经说过:“政在葛氏,祭在寡人。”意思是说,自己只主持祭祀天、地、祖宗等礼仪活动,军、政、财、文大事统统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办。这里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谁?熟悉三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,当然是指诸葛亮。那么,诸葛亮怎么姓葛?他的复姓作何解释?

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无疑,由单姓变成复姓的原因,《三国志·诸葛瑾传》记录了两种不同的解释:

其一,诸葛亮祖父诸葛丰曾任过司隶校尉(东汉时,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十三个州,因国都建在洛阳和长安,故将关中、晋南、洛阳、豫西一带称之为司川或司隶,寓从这里发号施令,统辖全国之意。司隶校尉主管国都治安和监督百官,治所在今洛阳东北),致仕后迁居琅邪阳都(今山东沂南)。依当时的社会风气,名人须照顾到全族人衣食住行。搬迁时,族中人大都相随。该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,大概是投靠了同宗。诸葛丰是社会名人,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,打问中,社会下层难免有人不知道,知道的就说:“嗨,村那头那几家姓葛的嘛!”“那几家”是今天的口语,当时的口语是:村那头诸葛家嘛!诸家是不确定数词,相当于今天说“诸位女士,诸位先生”。在姓氏的演变过程中,说的人多了,诸葛就成了这几家新搬迁户特有的姓氏(《三国志·诸葛瑾传》裴松之注)。

其二,秦末陈胜、吴广起义时,葛婴是其重要将领,多有战功,不幸蒙冤被杀。西汉王朝建立在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,当然不会像历代统治者那样,诬蔑陈胜、吴广为贼。相反,对其功绩给予了高度肯定,并承担了相应的善后事宜。汉文帝时,有人提出了葛婴的冤案,遂给以平反昭雪,追录其历史功绩,封其孙为诸县(今山东诸城)侯(侯爵中的第二等,依次为都侯、县侯、乡侯、亭侯和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),因为封地在诸县,这家遂成为县内首屈一指的望族,县名与葛姓就连为一体成为诸葛姓氏。这种习惯在后世姓氏已稳定时有所演变,如袁世凯称袁项城,李鸿章称李合肥……籍贯不再作为姓,而是成为名字的借代,借此以示对其尊敬。

不管是什么原因,诸葛一姓在东汉末年终于形成。由于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转换,更由于诸葛瑾之子诸葛恪、诸葛亮堂兄弟诸葛诞分别被东吴和曹魏夷灭三族,此两支仅留诸葛乔、诸葛靓两人幸免杀戮,所以虽延续了1800多年,中国姓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。

躬耕之地在何处

由于诸葛亮是历史名人,其隐居躬耕之地陆续建立起两个,一个是襄阳(今湖北襄樊)附近的隆中,一个是南阳(今河南南阳)附近的卧龙岗。两地文物都有依据,襄阳隆中有《隆中对》作证,既称《隆中对》,当然是在隆中躬耕。南阳更有自己的依据,而且是两个。其一是,水镜先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候,曾经说道:“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伏龙即卧龙,特指诸葛亮,凤雏则是指庞统。既然称卧龙,当然是在卧龙岗,岗因人得名。其二是,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称:“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,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……”听听,诸葛亮亲手所写,白纸黑字留传于世,焉能有错?理所当然,躬耕之地在南阳卧龙岗无疑。

两地都言之凿凿,皆不容有它,但诸葛亮没有分身法,不可能同时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两个地方。显然,两个茅庐必定有正误区别。

到了清代,襄阳进士顾嘉衡被任命为南阳知府,襄阳、南阳人都要他对此明确表态。这是个两为其难的棘手事情,家乡要回,地方官要当,一语不慎,不是得罪了这边,就是得罪了那边,而得罪哪边都吃不消。左右为难中,圆滑世故的顾嘉衡写了一副对联:

心在朝廷,原无论先主后主;

名高天下,何必辨襄阳南阳?

这副对联,如今就刻于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内。模棱两可、两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,但疑案依然。

中国人大都熟悉《三国演义》, 难免有人想从这部小说中得到正确答案。遗憾的是,罗贯中先生又将两地混淆起来,在第三十六回中,有三次提到前矛后盾的诸葛亮隐居之处。一处说:“此间有一奇士,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”;一处说刘备“便具厚币,同关、张前去南阳请孔明”;另一处又说徐庶怕诸葛亮不肯出山,“遂乘马直至卧龙岗下,入见孔明 ”,为刘备说情。

其实,这个问题历史上早已廓清,只是后人少有熟悉史书《三国志》者,故而争论着不该争论的问题。准确地说,隆中在今天襄樊西边13公里的岘山东麓。诸葛亮所谓的“躬耕于南阳”,原说的是大地理概念,相当于你问我是哪里人、我回答西安一样,没必要再说长安区某某乡。当时荆州(治所在襄阳)下辖七郡,南阳郡是其一郡;南阳郡下辖37县,西南方邓县是其一县,隆中在邓县地界。所以说,诸葛亮说“躬耕于南阳”并没有说错,不在南阳卧龙岗而在襄阳隆中的结论也没有错判。东晋习凿齿进行了考证,他在《汉晋春秋》一书中明确指出: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,在襄阳城西二十里,号曰隆中。”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,也肯定了这一说法。

再推论一下,诸葛亮有无可能躬耕于南阳卧龙岗?

当时,占领南阳的张绣已投降曹操,换言之,这里是曹军防区;而襄阳是刘表地盘,两地相距三四百里。刘表收容刘备后,因惮其“枭雄”特征,不敢放在自己身边,就派他到襄阳与南阳之间的新野驻屯,目的很明确,利用他遏阻曹军。刘备曾投降曹操复又反叛,并夺取其大后方徐州,曹操对他恨之入骨。故此,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正为激烈时,仍抽调部队击败刘备夺回徐州。刘备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绍,又借口为之联络刘表共击曹操而到了荆州。套一句现代话,刘备是曹操通缉的在逃要犯,他敢只身去南阳三顾茅庐吗?这如同投羊于虎,有去无回。如果带兵去,则难免会发生战争,以刘备微弱的兵力,断不敢冒这个险。更何况,两地之间并没有发生遭遇战之类的记载。再说,如果诸葛亮远在南阳卧龙岗躬耕,在信息闭塞的东汉末年,两地相距三四百里,襄阳名士司马徽断无法知道诸葛亮;即使知道也只能对刘备说“彼间自有伏龙”,而不能说“此间自有伏龙”。

诸葛亮怎样到襄阳的

陈寿在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中说诸葛亮早孤,其叔父诸葛玄赴任豫章(今江西南昌)太守一职时,带了他与弟弟诸葛均一同南下。后来汉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,诸葛玄在离职之后,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,诸葛玄死后,诸葛亮与其弟均“躬耕陇亩”。

《献帝春秋》中说法与此截然不同。该书记载,豫章太守周术病死于任所,刘表上奏朝廷推荐诸葛玄继任。由于豫章郡属扬州辖区,是袁术的地盘,大概是得到袁术的首 肯,批文未下来就造成既成事实。但汉王朝不予承认,而改任朱皓。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打进豫章,诸葛玄兵败后退入西城,西城民众群起造反将他杀了,并把首级送给刘繇。

仔细分析,后一说更接近事实。如果诸葛玄去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,自会受重用,而陈寿只字未提其任职。诸葛亮要进入荆襄的上流社会,曾经使尽了浑身解数,以至于不惜迎娶黄承彦膝下面黑发黄的丑女子作为妻室,通过岳父的引荐,才在上流社会有了名声,并结交了徐庶、庞统、石韬、孟公威、崔州平等社会名流。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,使诸葛亮在荆襄一带留下了诸多话柄,人们编出歌谣加以奚落:“莫学孔明择妇,正应阿承丑女。”如果诸葛玄去了荆州,那么诸葛亮进入荆襄上流社会岂不是易如反掌,焉用迂回?

叔父被杀于豫章西城一事,对诸葛亮来说,是不堪回首的往事,所以不愿意提及;陈寿的史料,来源于诸葛亮口述,他语焉不详,陈寿只能照录而已。《献帝春秋》的记载来之于史官,史官资料来之于刘繇、朱皓等人的奏章,所以能叙述出具体细节。由是观之,后一说更接近历史事实。

是三顾还是自己投奔

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,由是感激,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,盖源于此。

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,即刘备屯兵樊城时(司令部扎在这里,军队屯驻于新野),曹操刚统一北方,诸葛亮知道,荆州是下一个目标,而刘表性格犹豫,不懂军事,故而特去找刘备。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,且见他年轻,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,并不经意。在其他人走后,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,刘备也不闻不问,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。诸葛亮问:“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,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?”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,扔下牛尾巴答道:“这是啥话,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!”接下来,在一问一答中,诸葛亮托出了近似《隆中对》的制胜方略。这段内容载之于《魏略》,《九州春秋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。

在这里,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,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?

现在看来,难分真伪,理由如下:

第一,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,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,诸葛亮是当事人,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。然而这又是孤证,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。

第二,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“禅让”的结果,它比较稳定,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《魏略》与《九州春秋》成书前,同其他史书一样,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。隆中的文化圈子中,石韬、徐庶、孟公威等都在曹操、曹丕处做官,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,必然存在于当时,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,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。然而,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,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。

第三,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,同《襄阳记》又发生矛盾。以此书记述,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(即水镜先生)时,司马徽曾说:“儒生俗士,岂识时务?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当刘备询问是谁时,他回答说:“诸葛孔明,庞士元也。”以此观之,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。然而《襄阳记》 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,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。

综合上述三点,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,不如像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那样,将胸怀放广阔一些,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,别作武断式砍伐。

是隐迹山林还是以退为进

应该说,“躬耕陇亩”是诸葛亮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顺应。之所以选择隆中过起似隐非隐的生活,除了他在《隆中对》中分析荆州地区的经济军事优势外,在当时,荆州还有三个优势。第一,它是江南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中心。东汉时江南共分为四州,即交州(今两广地区)、荆州、益州和扬州(北半部在长江以北)。交州还十分荒蛮;扬州南部刚刚开发;益州虽开发较早,但隔山阻水,十分封闭;只有荆州当得起中心的责任。第二,由于交通便利和商业交往的频繁,荆州的信息量远大于其他地区,身处荆州首府襄阳,最容易把握全国政治、军事变化的脉搏。第三,在军阀混战中,幽州、并州、青州、兖州、徐州、扬州、凉州、冀州、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,荆州是少有的几个未曾波及的地区之一,因此这里成为士人逃难的天堂和全国人才的荟萃之地,这也使得荆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领先于全国。诸葛亮受家庭环境的熏陶,自小就胸怀抱负,叔父去世后,荆州就成为他避难的首选之地,这从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谈话中即能找到印证。当孟公威准备回汝南故乡的时候,诸葛亮认为离开荆州太可惜了,所以劝阻道:“中国饶士大夫,遨游何必故乡邪!”这里所说的中国,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,而是指华夏的腹心地区,翻译成白话文则是:这里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,正是我们开阔眼界、丰富知识、增长才干的风水宝地,我们应该与他们广泛接触和交流,何必要回故乡呢!听听,诸葛亮对荆州是多么热恋!

躬耕之地不选在其他地方而选在岘山东麓的隆中,诸葛亮此举可谓独具匠心。这里距襄阳仅二十几华里,步行一个时辰就可到达,既可躲开都市的嘈杂浮华,能安心读书和思虑问题,又没有脱离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,有充分的机会同上流社会的朋友们促膝交流,能及时把握天下形势的变化,为将来的出山打好基础。更重要的是,这样一来既具有了隐士身份,却又不会被当地名流们忘记,饱学之士的朦胧美对政治家更具诱惑魅力。而且,刘表是妻子黄氏的姨夫,只是因为刘表胸无大志,不可能在动乱中成就事业,所以诸葛亮没有利用裙带关系在荆州谋取一官半职。无意中,这又抬高了他的身价。在军阀混战时,诸葛亮绝不肯做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庸碌之辈,而是很想出仕。他在与朋友们长谈的时候,做官是当然的内容之一。他曾对石韬、徐庶、孟公威三人说:“卿等诸人仕进可至刺史、郡守也。”当石韬他们反问诸葛亮才具可担当什么职务时,他只是笑而不答。但是他并不隐瞒良好的自我感觉,“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,是出将入相的全才。只是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认同,只有崔州平、徐庶等少数人相信。罗贯中并没有消化“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”与“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”这两条自相矛盾的史料,只能在《三国演义》一书中留下不能自圆其说的硬伤。

“躬耕陇亩”是以退为进的策略,同时也是为了选择买家。他不肯投奔曹操,并不是视其为国贼而羞于为伍,这从他与张昭的谈话中就能看出端倪。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时,张昭曾劝他留下来做官,他拒绝了,在对别人解释不肯留下的原因时,他说道:“孙将军可谓人主,然观其度,能贤亮而不能尽亮,吾是以不留。”(《袁子》)不能“尽亮”即不能言听计从,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,这才是要害!在价值取舍中,他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选择主子的尺度。孙权处人才济济,不可能听计于一人;曹操处更是人才云集,才能高于诸葛亮者远非三五人,所以他不肯投奔曹操;至于刘表、刘璋、张鲁、马超等军阀,诸葛亮则是看不到眼里。

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,刘备投奔刘表后驻守樊城,这为诸葛亮仔细观察其为人提供了条件;好友徐庶投奔刘备后,又给诸葛亮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信息。刘备有几点过人之处很值得诸葛亮委身投靠:百折不挠的精神;善于用人和礼贤下士;关羽、张飞等猛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,而身边谋士都是些庸碌之辈,最缺乏的就是诸葛亮这样的经纬之才;荆州刘表、益州刘璋不负众望且失去人心时,这两处民众的依附心理,必然寄希望于皇室胄裔出身的刘备,这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,是一面政权旗帜。同曹操、孙权相比较,诸葛亮投奔刘备最为合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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